2020年的前八个月，我在东京。此前已经到日本多次，总是想抓紧时间查找研究资料，所以忙着看书和写作，无暇四处参访。这次有八个月时间，不免就动了“日本走透透”的念头，本打算南下萨摩，北上函馆，也打算去濑户内海的中岛和真言宗圣地高野山，甚至还想去一趟冲绳。可人算不如天算，没想到一场席卷全球的疫情，让这些计划化为泡影，于是，只能宅兹东京（不是宅兹中国），定下心来读些日本史论著。顺便说一句，在日本读日本史论著，是这次一开始就定下的计划。不过，尽管专心读日本史论著，但我心里想的，仍是中国史问题。因此那些日本史论著，就成了我重新在亚洲理解中国史的背景。这里选录的，就是若干篇我在东京读日本史论著的摘录和笔记，随便起了个题目，就叫“东京读书记”。
尾藤正英《日本文化の歴史》（东京：岩波书店，2000）是一本名著，所以收入“岩波新书”。我看的是2019年的新版，读了一半才察觉已经有中译本了（彭曦译，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0）。可人在东京，无法找到中文本，只好继续读日文本。读这部书，学到很多知识，但感受最深的却是它瓦解了所谓中日“同文同种”的观念，让我越发意识到日本传统和中国大不一样。
这是一个中国人熟悉的故事。北宋初，日本禅僧奝然来中国，向宋太宗（939-997）介绍日本天皇世世相承、大臣代代传袭的历史，也就是现在所谓的“万世一系”。宋太宗听后很感慨。《宋史》里说，“上闻其国王一姓传继，臣下皆世官，因叹息谓宰相曰：‘此岛夷耳，乃世祚遐久，其臣亦继袭不绝，此盖古之道也。中国自唐季之乱，宇县分裂，梁、周五代享历尤促，大臣世胄，鲜能嗣续。朕虽德惭往圣，常夙夜寅畏，讲求治本，不敢暇逸。建无穷之业，垂可久之范，亦以为子孙之计，使大臣之后世袭禄位，此朕之心焉。’”说句不那么学术的话，宋太宗的感慨也许可以算最早的中日政治文化比较论？不过，尽管宋太宗有这样的理想，可是要让皇帝“万世一系”，在信奉“汤武革命”正当性和为权力频繁改朝换代的中国，可绝对做不到。为什么？原因很多，没法细说，我想，其中一个原因，可能既重要也不重要，这就是它和“万世一系”和日本家族制度有关。因为日本并不强调在父系制度里，皇位传承很重要的嫡长子继承权。所以，日本不至于出现皇位缺乏直系继承人而陷入困境的政治危机，也不至于出现为血缘生父和前任天子究竟谁算“皇考”的伦理麻烦，中国政治史上引人瞩目的“濮议”“大礼议”，这种事儿如果在日本，不大会变得那么激烈和重要。
尾藤正英在这本书中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提供了一些线索。他指出，一般来说，世界上往往不是父系制度就是母系制度，但偏偏日本却是“双系制”（Bi-lateral System）。和日本作为对比的就是古代中国，汉族中国是典型的父系制度，儒家重视的是“长幼有序，内外有别”，周秦以来血缘意义上的“姓”很重要，“同姓不婚，异姓不养”，理论上不仅有嫡长子优先的君主继承制，不支持非血缘亲的养子，更不能容忍武则天那样的“牝鸡司晨”。但这些规矩在日本天皇家族可不那么管用。一方面，日本没有这么严格的内外规矩，早期皇族为了“肥水不落外人田”，并不那么讲究“同姓不婚”或者“五服之分”，在729年藤原氏之女光明子（こうみょうし，701-760）成为皇后之前，皇后往往是内亲王（天皇之女）。像桓武天皇的三个儿子（平城、嵯峨、淳和）娶的三个内亲王（大宅、高津、高志），就是桓武天皇的三个女儿，算起来是兄妹婚。另一方面，中国儒家伦理中那种长幼有序，内外有别的规矩，在古代日本并不怎么起作用。女性照样可以当天皇，像推古天皇（554-628，敏达天皇皇后）、皇极天皇（594-661，舒明天皇皇后）、持统天皇（645-703，天武天皇皇后）都是女性，从皇后当天皇，不像中国唯一的女皇武则天，从皇后当了皇帝，就被骂得翻天。而在日本呢？不光这些女天皇，圣武天皇和光明皇后的女儿阿倍内亲王，738年还被立过皇太子呢。 这就是了。我们看日本天皇家族，哪里需要像中国皇帝那样，必须上下整齐一对一。比如称德天皇（718-770）的继承者是光仁天皇（709-782），可光仁天皇是称德天皇的妹夫，但又是天智天皇的孙子，可见古代日本贵族的婚姻对于血缘远近辈分高低，没有那么避讳。在古代日本国家形成最关键时代的那个持统天皇，和武则天同时代，她不仅是一个女性，而且可能让中国人特别不能理解的是，她的父亲是天智天皇（626-672），可她却嫁给了天智天皇的弟弟，等于是她的叔叔大海人皇子（后来的天武天皇，631-686），大海人皇子在壬申之乱中打败了大友皇子（即弘文天皇）成为天武天皇，因此她也成了皇后。天武天皇在位期间，利用隋唐传来的律令制度，使得古代日本国家日益成熟。686年天武天皇去世之后，她自己又当了天皇，继续推进日本的古代国家化。甚至有人认为，就是在天武天皇、持统天皇这个时代，日本才成为“日本”，大王才成为“天皇”，原本的畿內政权才成为日本国家。
说到这里，不由得想到了王国维。王国维还真是了不起，他在《殷周制度论》说，西周的制度改革对于中国绝对重要，其中第一重要的就是确立了直系“父子”的继承制度，“立子立嫡之制，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，并由是而又封建子弟之制，君天子、臣诸侯之制”。如果说，殷商时代关于祭祀的等秩和王位的继承上，还没有父子为中心的继承观念，也没有区分等级高下的嫡庶制度，那么，这些制度在周代的改变，特别是王位继承的“嫡长子制度”，奠定了后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特性，造成了古代中国“纳上下于道德，而合天子、诸侯、卿、大夫、庶民，以成一道德之团体”的结局。这种“立子立嫡”的单线血亲制度，决定了生父只有一个，皇帝制度决定了君主也只有一个，“天无二日”，所以在中国的伦理价值上只有一，没有二。所以，古代中国才会发生两种政治合法性的激烈冲突，一是所谓汤武革命，如果老皇帝变坏了，可是他却是血缘意义上的合法君主，怎么办？就是“汤武革命”，推翻他。所以，中国有孙悟空说的“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”，历史上总是改朝换代，不可能“万世一系”。二是总是争“正统”，如果不是宗法制度规定的“嫡长子”，就会出现所谓谁是皇考，也就是尊生父还是尊皇父的争论，前面提到宋代的“濮议”、明代的“大礼议”，就是引人瞩目的大事件，血缘上的生父优先还是皇位上的上皇优先，在中国成了政治伦理的大问题。可是日本就不管，所谓天皇，兄弟继承也好，夫妻继承也好，所以历史上虽然也有天智系统和天武系统之争，有大觉寺系统和持明院系统之争，但是反正都是一家，所以就可以算是“万世一系”。
这种文化差异怎么来的，这个问题可不好说，解释起来也太复杂。但是，文化传统的差异真的和人种差异有关吗？中国人和日本人很不同。过去中国人总喜欢说徐福东渡的故事，倒并不一定是真相信有童男童女随同出海成了日本人，其实这里的潜台词，一方面是日本人和中国人“同文同种”，另一方面换句话说，就是日本人是中国人的子孙。这话在中国，古人说近人也说，说起来很自豪，很长中国人的脸。不过真是这样吗？尾藤正英却引用埴原和郎（はにはらかずろう）的说法，认为最早的日本人其实有两个来源，先是绳文人（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），他们是来自现在的东南亚接近南亚的黄色人种（也算广义的蒙古人种）。到了纪元前三世纪，日本进入弥生时代，而弥生人则是经由北亚和朝鲜来的北方系统蒙古人种，他们传来农业和金属，最初生活在九州北部和山口地区，经由中国、四国进入近畿。弥生人逐渐征服了绳文人，彼此混血，形成后来的日本人。但是，两者终究还是有差异。他说，北方系的弥生人长脸、身高、单眼皮、细眉毛、干耳屎，南方系的绳文人则是方脸、较矮、双眼皮、浓眉毛，而且是湿耳屎。所以说，日本人为单一民族其实是不对的，应当是混血的民族，只是这些混血的程度，在不同的地方各有不同，像北海道和冲绳，受到弥生人的影响较小，而绳文人留下的特征较强。
显然，日本人未必是徐福子孙，日本文化也未必全是来自中国文化。除了来自东南亚的绳文人，来自东北亚的弥生人，当然还有来自秦汉中国的“归化人”，更有来自中古百济的流亡贵族和民众，但是，按照江上波夫（1906-2002）《骑马民族国家》（东京：中央公论社，1965）的说法，日本人的来源里面，还曾经有过来自欧亚草原的“骑马民族”呢。这些说法也许对日本史的研究者来说，已经是老生常谈，不过，至少对我来说还很新鲜。确实，以前戴季陶《日本论》讲得对，中国人对日本历史文化的了解确实太少，其实有很多日本史事，在中国人说来就是匪夷所思，因为它超出了中国经验和想象之外。
葛兆光
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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